根據經濟學人在2008年發表的這篇「 From major to minor」的報導,2007年,就是唱片工業、音樂產業(The music industry)的分水嶺。

那年之後,狹義的唱片市場榮景幾乎確定不會再回來,未來似乎只會更糟;但同時也是這一年,一些指標性的知名歌手,繞過了唱片公司,開始了新的發展與合作:例如瑪丹娜離開華納唱片,直接和 Live Nation 攜手,Live Nation 是一家成立於2005年,以主辦「Concert 演唱會」為主要業務的美國娛樂公司(events promoter ),2010年更合併了著名的票務公司 Ticketmaster,積極拓展全球演唱會業務。誠如一句西諺:「上帝關閉了一扇門,必會爲你開啟另一扇窗。」演唱會似乎成了音樂產業關門後另一扇最快被打開的窗。

因此關心臺灣音樂產業的未來,演唱會一定是個重點, Taiwan Beats 會從不同角度報導臺灣演唱會產業的現況和發展,將從幕後出發,報導演唱會製作的專業分工、人才培育,不只交換業界訊息,也希望能讓有志從事這個產業的年輕音樂人因此有些收獲。

回溯演唱會在臺灣的發展,不能不提滾石唱片和真言社,1987年由現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倪重華創立的真言社,就是以演唱會製作為主要業務,公司成立後最大的一場系列演唱會《Super 3》(年代久遠到網路都找不到資訊),把國際級巨星Stevie Wonder、港星梅艷芳、還有剛拆夥只剩一個人的Modern Talking湊起來賣聯票,滾石唱片和中泰賓館(現文華東方酒店)共同出資。

演唱會導演張文玲那時候才剛入行,擔任《Super 3》的票務助理,從買進國外藝人演唱會學起,也參與日後魔岩、滾石一系列的演唱會製作,到最後自己成立一個四人工作室「天空藍」,工作經歷本身就是一部伴隨著臺灣演唱會發展的歷史。

 

從做中學 現場出狀況如家常便飯

1998年,伍佰舉辦「空襲警報臺灣及亞洲巡迴演唱會」,破紀錄吸引了12萬人次購票入場,當時的舞臺總監就是張文玲。從舞臺執行、舞臺總監到掌控整場演唱會的導演,張文玲土法煉鋼,邊做邊摸索。「臺灣在這一行沒有真正做演唱會製作的師父,沒有人能教你,大家都是從做中學,自然運作出一個製作模式。」她說。而跟她同時期做演唱會的人有一派是從電視臺出來的。

演唱會導演聽起來很酷,實際上要做些什麼呢?張文玲認為,導演如同指揮官,需掌控各環節正確精準的進行。「演唱會製作是一個團隊的合作,導演就像大腦,負責擬定節目方向及內容;其他如舞臺設計、視覺設計、燈光設計、音響設計、舞蹈、造型及舞臺監督等就是人體,所有部位環環相扣、互相配合,聽令大腦的指揮。」

而如果「製作」和「表演」是演唱會的骨幹和血肉,「歌單」便是一場演唱會的靈魂。「創作歌手和非創作歌手的屬性較不同,我會針對其音樂的風格及歌手的特性來做設計。通常會先了解歌手對於這場演唱會想要訴求的概念是什麼,再針對這樣的概念發想節目。通常歌手的參與度高,也會非常尊重專業人員的建議。」

十幾年下來,張文玲做過的演唱會已數不清,她覺得近年最不一樣的就屬《縱貫線》和《滾石30》了。「《縱貫線》辦了50幾場,我一場都沒缺席,到處巡迴到處跑,累歸累但非常有趣,能夠參與四位在樂壇重量級的大哥演唱會,是此生難有的機會。」《滾石30》巡迴多處,最大也是在大陸第一場辦在北京鳥巢,總共8萬張票(臺北小巨蛋至多容納1萬5千人),演出前便銷售一空。「滾石在中國大陸仍被深刻記憶,是大家聽流行音樂最早接觸的品牌,也餵養了中國的流行音樂。」

演唱會規模大,要解決的問題也跟著變多,《滾石30》第一場碰到很嚴苛的環境條件,她回想當時在北京鳥巢的驚險狀況,仍印象深刻。

「鳥巢第一次做四面臺,過去沒人在那做過演唱會,沒有參考典範,外場的音場部份,事前請日本專業技術人員做精準的測量評估及架設。」鳥巢地上有個大洞,「我們的舞臺很大,必須把洞填平,工程上有很多問題要解決。」舞臺上音場問題也讓文玲一度排不下去,因幾百支的無線頻道一直撞頻。為了讓歌手們演唱時不受撞頻影響,只好緊急從全國調來不同頻率的麥克風。

「演出出狀況這種事很常發生,不管你準備得再好,還是會在開演時這邊燈壞掉,那邊彩幕不亮,但這就是做 Live 刺激跟有趣的部分。」

 

一場演唱會的成本怎麼計算?

張文玲透露,單做一場往往會賠本,因為光是軟、硬體的製作成本就很高,辦巡迴的話許多成本可以均攤,才有辦法回本。她以光良《回憶裡的瘋狂》巡迴演唱會為例,北京和上海約五千人,臺北三千多人,製作規模差不多,設計也一樣,只是根據舉辦場館的不同做些微調。她以光良巡迴回到臺北辦的三千人場次為例,扣除既有的軟、硬體和人力支出,租借場地就是一大筆開銷,搭臺分時段算租金,場地、人員、水電,每個場地的算法都不一樣。這次辦在天母體育館,週二到週四搭臺,週五彩排,週六演出,週日拆臺,租金分時段計費,演出當日再加百分之十票房錢,照這算法,光辦這一場就得支付天母體育館 180 萬元。若是辦在小巨蛋,抽成百分之十五,租金更高。所以扣除場地租金和軟硬體等費用,一場3千人的演唱會其實無法賺錢,主要是回饋支持光良的歌迷。至於巡迴時規劃先走哪個城市,有時跟經紀公司策略有關,沒有一定。

就張文玲觀察,「中國演唱會市場目前仍以臺灣歌手為大宗,但這個現象慢慢在改變,中國選秀節目出了不少歌手,臺灣新一代歌手能接班的相對較少。」講更明確一點,臺灣目前能站上三千人舞臺並賣得很好的新人少之又少。張文玲指出,新人要出頭,得有相對配套,要有更多曝光更多表演機會更多舞臺,可是有舞臺就得下成本,一切環環相扣。「臺灣歌手現在演唱會越做越好,只是新人這塊得加把勁。」說到底,還是人才斷層問題。

最後,張文玲聊到線上直播演唱會,騰訊和樂視等中國影音的 Live Music 平臺需要內容,開始會投資歌手的演唱會,也會看人出價,例如騰訊對阿妹新歌演唱會就開出 100 萬人民幣(約 500 萬臺幣),但目前同意作為直播的演出內容就文玲導演所知,除了汪峰的演唱會外,在臺灣通常為新歌發表會(例如阿妹)或小型的演出,內容上還是會跟大型演唱會做些區隔。

然而為什麼人們不願意花幾百塊買CD,卻願意花幾千塊看演唱會呢?

「我覺得Live最迷人的地方,在於稍縱即逝,每一次現場感受都不一樣。」張文玲笑著說。



全文出處:Taiwan Beats( https://goo.gl/urYwCX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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